父親早年對中藥書上的“十八反”就產生了疑問，他曾用半斤蜂蜜加蔥四兩，把蔥搗如泥和蜜拌勻，放半天后，每小時給狗喂三分之一，狗吃下后毫無異樣。他自己又親口服下，仍安然無恙。

　　他還自己將海藻、甘草同服，經多次實驗，得出“海藻可與甘草同用，只是服后心中稍感難受而已”。用于臨床，發(fā)現(xiàn)其軟堅消結之力更強。

　　他也曾親嘗甘遂配甘草，服后雖然反應劇烈，但發(fā)現(xiàn)祛疾逐濁的效果極好。

　　新中國成立前，梓潼保安隊找他設法戒煙。當時由于政治腐敗，上下販毒，保安隊的隊丁不抽大煙者，寥寥無幾。染上鴉片煙癮后，微薄的薪餉到手就光，隊丁們偷、搶、賭、騙，無所不為，保安隊便成了“保煙隊”，在群眾中名聲極壞。保安隊的官員們迫于社會輿論，求家父想個良方，把隊丁們的煙癮戒掉。

　　父親根據“怪癖多由痰作祟”的理論，想到了他自己，認為非奇兵不能勝怪癖。于是就將“溫白丸”配以微量的甘草甘遂末，令隊丁們服下。服后有的半小時，有的一小時，一個個都嘔吐狼藉，不僅吐傾盆痰涎，有的還吐出不少蛔蟲。嘔吐之后，一提起煙，隊丁們就談虎色變，如此再不敢去煙館問津了。

　　馬家女孩十四、五歲了，見了人只知癡笑，特專程來請先父診治。

　　父親仔細診脈察舌，據脈滑苔膩，肯定女孩病屬“痰迷心竅”，一般的祛痰藥對此病是無能為力的，所以連服開竅逐痰藥數(shù)十劑無效。必須遣猛將方能拔除“元兇巨孳”。經過反復推敲，決定用甘草、甘遂等分，研末為丸。

　　囑女孩早晨空心服梧子大七粒，服后平臥半時許。一服后即有惡心感。下午三時再服七粒，半小時后女孩開始嘔吐，先是清水，繼為痰涎，再則如膠水樣物，粘稠難出。初吐時不甚痛苦，久之不能自持，從床上翻滾在地下邊滾邊吐，滿地皆是痰涎，氣息逐漸微弱，以致昏迷不醒。病家十分驚恐。父親診得女孩脈象雖弱但平穩(wěn)，氣息雖微但均勻，斷定是大吐之后，正氣必傷，便安慰其父母說：“脈息安和，不會有什么危險，只需調養(yǎng)一二日，即可恢復”。

　　果如父親所料，第二天女孩就蘇醒過來了，只是異常疲憊，調養(yǎng)幾天后完全恢復了健康。從此，再也不癡呆傻笑了。

　　父親常說，讀古人書，但不要迷信古人，不要盲從，要多在實踐中體驗和檢驗。

　　《傷寒論》謂梔子豉湯有催吐作用，一般注家認為是淡豆豉可致吐，為了弄清淡豆豉是否涌吐，他追訪了百余例服銀翹散的病者，絕大多數(shù)服后都沒吐，他自己用淡豆豉一兩熬水服，亦未吐。

　　他于是得出結論：淡豆豉與普通豆豉的作法基本相同，所不同者，所浸藥汁而已。用麻黃浸者其性偏溫，用青蒿浸者其性偏寒。豆豉本性甘淡，微溫，本身并無催吐作用，亦無發(fā)表之力，它是以宣發(fā)胃氣為發(fā)表，更靠所浸藥汁之力發(fā)表。其本身能助胃氣運轉，平日豆豉加佐料能開胃增進食欲即是明證?！秱摗分^“梔子豉湯服后得吐，止后服”，似乎是梔子苦寒太過致吐，或為胸中陽氣得香豉之力相助，與邪相爭致吐。并非梔子豉湯本身有催吐作用。臨床上用于心中懊憹欲吐者，服后反而不吐，更足以證明。

　　為了弄清生、熟石膏作用的差異，他查閱了各家本草，其說不一，他從日常用石膏點豆花中得到啟發(fā)，便作了這樣的實踐觀察：他系上圍腰，親自下廚房點起豆花來，先將一樣的豆?jié){平分為兩鍋，分別用熟石膏水和生石膏水同時開點，用熟石膏水點的一鍋，點兩次不到十分鐘即成豆花。用生石膏水點的一鍋，點了十數(shù)次，半個小時過去了仍未成花。他認為這充分說明生熟之性不同。

　　在極簡陋的條件下，他一絲不茍地從實踐中去認識、去總結，正如他自己經常說的：“司命之士，不可不慎！”

　　父親早年，正是地方軍閥連年混戰(zhàn)的年代，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常常見到貧病交集的患者。雖然自己傾囊相助，但畢竟力量有限，他和祖父商量說：“僅一家之力，如杯水車薪，難救一方之苦，不如集大家之力”。一九三一年底，由父親出面，邀集了醫(yī)界同人、仕紳共議，大家同意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果真是眾擎易舉，梓潼縣“同濟施醫(yī)藥社”就這樣成立了。

　　施醫(yī)藥社把愿意參加免費診斷的醫(yī)生排成班，按一定的時間到指定的地點為病人診病，這就叫“施醫(yī)”。所謂“施藥”，就是由施醫(yī)藥社印出特定的處方，患者拿了這樣的處方，到特定的地點免費抓藥。這個慈善機構，解決了不少貧苦百姓無錢請醫(yī)買藥的困難，很受勞苦大眾歡迎。

　　在這段時間，他還創(chuàng)辦了平民教養(yǎng)工廠、“施棺會”，西河義渡等多項慈善事業(yè)。當時人們有口皆碑，都稱贊他說：“蒲老師醫(yī)道高，仁道更高，真正做到了‘活人濟世’?。?rdquo;

　　在成都行醫(yī)時，他沒有忘記幫助貧苦病人，他和泰山堂訂好合同，由窮苦病人拿上專門的處方去抓藥，帳記在他頭上，定期由他前去結帳。幾十年來，解決了不少病者無錢吃藥的問題。

　　父親對勞苦大眾是那樣的熱愛，而對豪門權貴卻非常蔑視。一九三四年夏天，他拒絕留在大地主張某家治病。張某在黎雅無惡不作，欺壓善良，父親對此人深惡痛絕。到張家草草處了一方，并附語“宜清心寡欲”便立即準備返回。誰知張某卻強行挽留說：“蒲老師您不能走！反正您在城里看病也是為了掙錢，住在這里，只為我一人看病，每天三個硬洋，住多少天算多少天”。毎天三個硬洋，在那個時候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數(shù)字。張某滿以為父親一定會十分滿意地留下來。

　　誰知父親卻回答說：“我生平在錢上面就不留意，城里很多病人來自四面八方，我不愿為你一人安樂而叫眾人受苦！”張某再三強留，父親堅持要走。最后叫人放出話來：“蒲某如果堅決要走，我在半路派幾支槍把他趕回來！”唯懦怯者最殘暴。在疾病面前喪魂落魄的張某，這時卻暴露出他那卑鄙兇殘的面目。父親冷笑一聲對傳話人說：“請轉告張老爺，蒲某立即動身回城！”說罷拂袖而去。色厲內荏的張某，攝于社會輿論未敢貿然蠢動。

　　梓潼城西周家大院的周某，仗恃有錢，橫行一方。一九三三年秋患瘧疾，請父親診治。父親提了個條件：來去都要轎子迎送。其實，對窮苦人，再遠他也是步行出診。他說：“周某自恃有錢，驕橫跋扈，一方為之側目，我偏要煞煞他的威風！”周某出于無奈，只好用轎接送。

　　—九五五年，先父奉調中醫(yī)研究院工作，在去北京之前特地回到梓潼掃墓。其實，他并不相信人死后有什么在天之靈，而是說作為一個人，不能忘本，不能忘記父母的養(yǎng)育之恩。就在他離開梓潼的前夕，縣委宣傳部長問他：“蒲老師，您走之后，家里還需要什么樣的照顧？”他回答說：“我一個普通醫(yī)生，受到黨的如此關懷信任，我感激不已，家里還需要什么照顧呢。”事后特地告誡我說：“你留在家里，要發(fā)奮攻讀，自食其力，決不能要國家照顧。”

　　臨走前，他還想為家鄉(xiāng)人民再盡點力，送診三日。就診者塞門堵路。每天早飯后一直到午飯，午飯后稍事休息診斷到上燈，有時給他送開水都難于近身。病人再多，他始終耐心診治，毫不馬虎。有個病人對他說：“蒲老師，你真是個神醫(yī)呀！除了你，任何人都治不好我的病。”父親正色說：“我是一個普通醫(yī)生，并非神人，即是名醫(yī)偶而診治—兩次，不一定切中病情，我不是名醫(yī)，請你也不要迷信什么名醫(yī)”。梓潼的同道至今談及此事，尚稱頌不已。

　　到研究院后，評定工資級別，給我父親評的是二等一級，當時杜自明老先生說：“蒲老師以技術而論，應該是一等一級”。父親立即止住杜老師，并說：“二等一級，我已感到受之有愧，千萬不能再評高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他在治療石家莊和北京市的乙型腦炎中，成績顯著，領導上硬給他提了級。六二年我到北京，父親對我談及此事，他說：“我們不能動不動就向國家要地位、要待遇。我只有小小的一點成績，領導就關懷備至，我只有盡力報效國家。”

　　父親對我們作子女的，要求是很嚴格的。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受組織上的安排，護送我縣盲人按摩醫(yī)生任子安去北京開會，完成任務后于十二月份返川。在離京前我把所有的車票裝在一起，以防遺失。父親在屋內踱步，他突然走到桌邊問：“你把這些保存起來做啥？”

　　“回去報帳。”

　　“你自己坐車，怎么還要報帳？”

　　“這是因公出差，應該報帳的。有的人出差，還向別人要車票報帳呢！”

　　父親聽了這話，臉上蒙上一層陰影，立即說：“千萬不能作這些損公肥私的事，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應當自愛。”

　　先父去世已經九年了，回首往事，音容宛在。他的作風、思想，時時鞭策著我，使我不敢懈怠，我一定遵照他“勤能補拙”的遺訓，努力學習，努力工作，為“四化”竭盡自己的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