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祖先很早就發(fā)現人體有著許多特殊的感覺點“腧穴”。《黃帝內經》指出：“氣穴所發(fā)，各有處名。”穴位具有“按之快然”、“驅病迅速”的神奇功效。

　　關于穴位的起源，并無文字的確切記載，據推論是在用砭石割癰腫膿瘍的經驗基礎上，逐漸擴展到“以痛為輸”，哪里出現病痛就在相應部位刺灸或放血。

　　此后，人們又發(fā)現在內臟或深部組織有病痛時體表出現壓痛點，在壓痛點刺灸。在這種尋找壓痛點的反復實踐過程中，逐漸發(fā)現各體表壓痛點同軀體或內臟病痛有特定聯系，從而形成了穴位的基本概念。

　　《靈樞》講到的穴位，有些就是壓痛點。除了體表壓痛點之外，古人發(fā)現有效放血部位和其他有效刺激點也都是穴位的來源，而主治功能相同或相近的穴位連線，可能構成經脈的體表循經路線。

　　關于穴位的大小，歷代針灸著述中都未確切提及，楊上善曾在《黃帝內經明堂》中提到“廣狹與瞳子相當”，但根據何在并不清楚，況且瞳孔的大小并不是恒定不變的。

　　根據成書于5世紀中葉的《小品方》（《醫(yī)心方》轉引，984年）所云：“灸不三分，是謂徒冤。”意指灸法應覆蓋穴位達3分，否則即“不中經脈，火氣不能遠達”。這里指的孔穴至少應該有3分左右大小，以周尺（《小品方》的成書朝代）計，3分約為0.57cm；若按晉尺（《醫(yī)心方》的成書朝代）計則相當于0.72cm。

　　針刺深度更不是固定不變。年齡和肥瘦都使針刺的深淺有所不同，即使在同一部著作中對同一穴深度的描述，在不同病癥的使用也有所不同；就進針的角度來說就有直刺、斜刺或橫刺，以及皮下平刺、皮內刺和梅花針法，還有透穴和芒針等，所涉及組織結構各不相同，因而穴位的三維空間延伸范圍很大。按此理解，則身軀某些部分（特別是四肢）的經穴與各經脈的穴位有可能在不同的組織結構中融為一體，如此，也就無經穴與經脈的結構特異性可言。

　　古代用針均為鐵棒鍛打而成，針有多粗可想而知。在《素問·刺禁論》中，我們?？梢钥吹竭@樣的句子：刺中×，×日死；如中大脈，血出不止，死。

　　現代臨床上做靜脈穿刺用針外徑達2mm時也是安全的，我們已經不難理解古人所用針具的粗細了；那么穴位的大小也就有了初步的輪廓了。而宋以前文獻尚未見記載有穴位圖的存在，除宋代王惟一鑄有標明穴位的銅人外，古代針灸醫(yī)生也只能從書中的寫意圖中大略確定腧穴所在的位置。

　　加之古人對穴位定位的粗略描述，后人對此定位的理解差異已經超越了厘米數量級的范圍了。就是現在針灸醫(yī)師的取穴定位，彼此間和前后間也有非常大的差異。實際上，在制訂經穴定位國際標準時對穴位的“標準定位”仍有爭議，不得不通過投票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而無法通過“科學”的方法加以解決。

　　就穴位的數量而言，《黃帝內經》認為人有365個腧穴，以應周天365日之數。如《素問·氣穴論》曰：“氣穴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孫絡三百六十五穴會，亦以應一歲”?！鹅`樞·九針十二原》亦曰：“節(jié)之交，三百六十五會”。

　　由此可見，《黃帝內經》各篇關于人身腧穴總數的記載是一致的。但由于年代久遠，相傳多失，經殘簡缺，傳抄遺漏，經穴脫落；加之有些經文只言穴位部位，不言穴名，且穴位的多功能作用而重復論述，以致各注釋家理解不一，難考其詳。然而盡管如此，歷代醫(yī)家考據《黃帝內經》所述穴位總數均限在365之內。

　　在《黃帝內經》時代，經書中明確標名的穴位名約有160個，這其中就已包括了位于人體中軸線上任督兩脈的單穴35個和十二正經的雙穴125個（由于理解不一，穴名還有161個與163個之別）；因而穴位總數僅有285個左右。

　　從初唐楊上善撰注《黃帝內經太素》到明末張介賓編著的《類經》，對《黃帝內經》所載穴位數考證的結果都在360個以內。直到清初，張志聰在其《素問集注·氣府論》以及其弟子高士宗的《黃帝素問直解·氣府論》中，將《黃帝內經》穴位數限定為365個。

　　從《黃帝內經》成書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到《黃帝明堂經》成書的西漢末至東漢延平年代，其中時間差的上限約為650年，但穴位數的增加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

　　正如黃龍祥在其《黃帝明堂經輯?！罚?988）提出的《明堂》收載的穴名數較《黃帝內經》中的163個新增186個，達到349個，而穴位數則達到649個（日本人丹波康賴在984年編撰的《醫(yī)心方·孔穴主治法第一》中提到摘錄一種《黃帝明堂經》，全篇共收穴位數660個）。此后，經歷唐宋元明清歷代，穴名總數逐漸向365個逼近。

　　就目前的文獻考證，我們仍然無法知曉這些新增穴名是如何產生的？它師出何門？是將原有的奇穴變?yōu)檎?，還是將臨床實踐的經驗穴補充之？魏晉皇甫謐所著《針灸甲乙經》中照搬了《明堂》的349個穴名數，其中單穴49個，雙穴300個，共計649個穴位。

　　唐代孫思邈的《千金翼方》（682）照此原抄。宋代王惟一奉詔撰《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1026），厘正腧穴354個，其中單穴51個，雙穴303個，合計總穴位數為657個。1226年，王執(zhí)中撰《針灸資生經》一書，雙穴增加到308個，使穴名數達到359個，總穴位數達到667個。

　　元明時期，穴名數和穴位數一直維持在該數目不變。清代吳謙于1742年在《醫(yī)宗金鑒》書中增加單穴1個；最后李學川于1817年在其著作《針灸逢源》復補“眉沖”一穴，使穴名總數固定在361個，穴位總數固定在670個。

　　2006年國家標準GB/T12346-2006《腧穴名稱與定位》中，印堂穴由經外奇穴歸至督脈。這個變動將經穴的數量增加至362個。

　　與此相對，經外奇穴數則不斷增加，若從天應穴、不定穴與“以痛為輸”的“阿是穴”，再加上耳穴、面針、眼針、唇針、鼻針、舌針、頭針、手針、足針、腕踝針，以及第2掌骨全息療法的骨節(jié)代表區(qū)，那么，全身上下到處都是穴位，處處都可取穴治病，并都能表現出一定的臨床療效。

　　身體不同部位的穴位具有相對不同的功能特性。穴位特性理論源于《黃帝內經》。如《靈樞·九針十二原》篇就有“五臟之有疾，當取十二原……五臟之有疾，應出十二原，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睹其應，而知五臟之害矣”的描述。

　　穴位特性的基本要點可以理解為不同的穴位對某一或某些內臟或軀體的功能或病痛具有有別于其他穴位的反應和調整功能。穴位特性理論是千百年來指導針灸臨床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基礎理論。

　　眾所周知，穴位的原始態(tài)基本上是“無定位穴”，如“以痛為腧（輸）”、“阿是穴”等；進而發(fā)展到“無定名穴”，馬王堆帛書多用人體部位定穴，如“中巔（頭頂正中部）”、“足中指”等；在《黃帝內經》時代才大量出現“專門穴（如足三里、合谷等）”。

　　穴位的理論源于《靈樞?經筋》“以痛為輸”的記載?！鹅`樞?背腧》則謂之“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因此，古人在確定穴位時不是按圖定位或按骨度定位，而是按“驗之”定位?！鹅`樞?五邪》則有“邪在肺，則病皮膚痛……背三節(jié)五臟之傍，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的描述。

　　而明確提出阿是穴概念并詳細闡述其臨床應用者則是唐代杰出醫(yī)家孫思邈。孫思邈在其《備急千金要方?灸例》中言：“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若里當其處，不問孔穴，即得便快或痛處，即云阿是，灸刺皆驗，故曰阿是穴也。”

　　可見，阿是穴的確定除了根據醫(yī)者按壓后患者有疼痛的感覺，即“以痛為輸“外，還有就是按壓后的快然舒服的感覺。這里“不問孔穴，即得便快或痛處”之意為，不管按壓之處是不是穴位，只要有痛或快感，即為阿是穴。也就是說，阿是穴可能是經典的穴位，也可以不是經典的穴位。

　　從腧穴發(fā)展演變的歷史過程中也可得知，阿是穴應包括其他常用穴或經穴。我們知道，穴位理論發(fā)展經歷了從無定名定位的階段逐漸演變到有定名定位并有經脈歸屬與不歸屬的系統(tǒng)狀態(tài)。從穴位理論的演變過程可知，實際上阿是穴的發(fā)現乃是處于穴位理論發(fā)展的早期階段。

　　有定名定位及歸經的腧穴也是從無定名定位及歸經的體表部位發(fā)展而來。我國早于《黃帝內經》的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包括《十一脈灸經》《脈法》和《五十二病方》中，均沒有具體定名歸經的穴位記載，只有灸治疾病的某些部位描述。

　　如《脈法》云:“病甚，陽上于環(huán)二寸而益為一久(灸)之。”又《五十二病方》有“久(灸)左足中指”等記載。及至《黃帝內經》，雖然已經出現了有固定穴名的穴位100多個，但無穴名僅有灸刺部位者也有100多處。

　　關于穴位從無定名定位到有定名定位及歸經的過程，膏肓俞就是一典型例子。如孫思邈《千金方》描述膏肓俞的取穴方法，最初就屬于阿是穴；是于“胛骨之里，肋間空處，按之自覺牽引胸戶中”，因而定作灸點，后因其收到“消除停痰宿疾”的效果，故給予定位定名，開始列作經外奇穴，后來演變成經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