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牛雅琳的姥爺眼睛出了問題，考慮到同仁醫(yī)院眼科最好，她下決心和姐姐一起通宵排隊，一定要給姥爺掛上號。

　　下午4點，牛雅琳就和姐姐來到了同仁醫(yī)院的掛號大廳。等到大廳工作人員下班，保安把滯留人員清空后，她和姐姐從掛號大廳低矮的窗戶翻了進去，排到了一個窗口的第一個位置。

　　此刻的掛號大廳除了她們姐妹倆，還有一位中年男子。這位中年男子詢問了她們的情況后，鄭重囑咐她們，如果有人來問，就說是一大早就過來了，而且是給自己掛號。牛雅琳聽得一頭霧水，但還是把這些話記在了心里。

　　姐妹倆輪流坐在小板凳上熬時間。過了6點，真有人過來質問她們幾點來的，給誰掛號?？吹竭@種架勢，牛雅琳意識到自己可能遇到號販子了。按照中年男子所叮囑的話回答后，姐妹倆順利過關。

　　此后，又有幾撥人過來找茬，但都被打發(fā)走了。然而事情遠遠沒結束。一對看上去像夫妻的號販子氣勢洶洶地向她們走來。其中的男子吼道：“這個位置是我們的，快讓開！”牛雅琳爭辯道：“我們一大早就過來了。”同時她和姐姐緊緊抓住欄桿，生怕被推開。號販子“夫妻”爭辯不過他們，在旁邊罵了好長時間才離開。姐妹倆嚇得低著頭，一動也不敢動。

　　更大的麻煩還在等著她們。牛雅琳看到，有一個看上去像“小頭目”的男子在“巡視”排隊情況，確認每個窗口的前幾位是不是自己的人，此前叮囑她們的中年男子竟然跟在“小頭目”后面。原來他們是一伙的！當“小頭目”看到她們姐妹倆站在隊伍最前面時，便徑直走過來，惡狠狠地問：“你們掛什么號？給誰掛號？”

　　“我和姐姐從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場面，感覺像是黑老大來找茬。”牛雅琳回憶道，當時姐妹倆嚇得渾身發(fā)抖，不敢說話。

　　“你們能排到第一位，但我能讓你們排到第十位，信不信？”“小頭目”看到姐妹倆不說話，有些惱羞成怒。這時跟在后面的那位中年男子過來解圍說，你們不要怕，他問什么你們就回答什么。好在回答完“小頭目”的問題后，他們終于離開了。

　　牛雅琳說，這些號販子要排到最前面才能保證掛上號，所以看到不是自己的人就會上來找茬，找到你回答的漏洞就趁機趕你走。“雖然那個中年男子也是號販子，但他好心幫了我們，可能是看到我們姐妹倆排隊也不容易吧。”

　　熬到晚上8點，媽媽擔心她們姐妹的安全，就來接替她們。牛雅琳說，媽媽在排隊時也遇到了號販子來找茬，但媽媽社會經驗豐富，算是應付過去了。最后，在全家出動、全力配合下，終于為姥爺掛上了號。

　　“沒想到號販子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有組織的群體?，F(xiàn)在醫(yī)療資源緊缺，給了號販子生存空間，”牛雅琳說，“希望將來掛號不用這么困難，這么驚險。”

　　找熟人幫忙，為全家就醫(yī)四處奔波

　　北京的李正最近和醫(yī)院打了不少交道：為母親手術等床位，為妻子生產建檔奔波，現(xiàn)在則是為出生不久的孩子掛號。

　　“去年，我母親檢查出腦瘤，雖然是良性的，但長得很快，壓迫神經。千辛萬苦掛上號，醫(yī)生看病只用了3分鐘，感覺像在對付一樣。”李正說。隨后，醫(yī)院住院處告訴李正，手術床位已經排到了3個月以后，李正立馬傻眼了：“再等3個月，不知道瘤子在大腦里瘋長成什么樣了！”

　　無奈之下，李正只好托熟人加了床，才把手術給做了。

　　“去年，我妻子懷孕了，去醫(yī)院竟然建不上檔，建不了檔就意味著不能在這家醫(yī)院生孩子。”李正說，他跑了北京婦產醫(yī)院、海淀婦幼保健院，都吃了閉門羹，最后還是找熟人幫忙才讓妻子建上檔。

　　“找熟人的過程其實很折磨人，每次低聲下氣地求人幫忙，完了還得還人情，確實讓人尷尬。”李正說。

　　2015年的第二天，李正凌晨4點就起床了，這次他要去北京市積水潭醫(yī)院為出生不久的孩子掛號。

　　這回，李正鐵了心不找熟人了。那天早上，積水潭醫(yī)院掛號大廳墻上的電子屏顯示氣溫為1攝氏度。掛號大廳很小，人們大多排在外面。有人坐在自帶的小馬扎上，裹著厚厚的大衣；有人不斷地搓手跺腳，臉凍得通紅；有人采用輪值戰(zhàn)術，夫妻兩人輪流到車里取暖、休息。

　　來前李正試了114電話預約，也試了網上掛號預約，但專家號都已排到了3月份。雖然小兒骨科沒那么熱門，但李正查了一下，就一個專家，一天放40個號，上午和下午各20個，還是比較緊張。

　　沒有找熟人的李正，在冬日的早晨熬過3個半小時后，終于掛上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