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病人

　　我頭幾個病人幾乎是教科書上的范本。當他們訴說不幸童年時，我毫不費力地就能將他們的傷心與成長經(jīng)歷聯(lián)系起來。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個例外，這個姑娘20多歲，聰慧美貌，姑且稱她為麗齊。麗齊有堅實的友情、親密的家庭，和極度空虛的感覺。她告訴我，之所來咨詢，是因為她“就是不快活”。她還說，令人沮喪的是，她找不出來自己到底是對什么不滿。她說她有一對“棒極了”的父母，兩個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極佳的教育，很酷的工作，健康的身體，漂亮的房子。她的家族史上沒有抑郁癥或焦慮癥病人。那為什么她老是失眠呢？為什么她總是猶疑不定、怕犯錯誤、無法堅持自己的選擇呢？為什么她認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評價的那樣“驚人”、覺得“心中總有一個空洞”呢？為什么她描述自己感覺“飄忽不定”呢？

　　我被難住了。這個案例里沒有漠不關心的父親、求全責備的母親和其他放任自流、愛貶低人、雜亂無章的照料者，問題出在哪里？

　　當我試圖弄明白時，令人驚奇的事情發(fā)生了：類似的病人越來越多。我的沙發(fā)上坐滿了二三十歲的成年人，自述患上憂郁和焦慮，很難選擇或專注于某個令人滿足的職業(yè)走向，不能維持良好的［親密］關系，有種空虛感或缺乏目標感———但他們的爹媽無可指摘。

　　恰恰相反，這些病人都說到他們是多么“崇拜”父母，說父母是自己在這世上“最貼心的朋友”，從來都是有求必應，甚至出錢讓他們來接受心理治療（當然也在替他們付房租和汽車保險），這讓他們既愧疚又困惑。畢竟，他們最大的抱怨就是無可抱怨！

　　起初我很懷疑這些人的陳述。童年一般都不完美，那么，如果他們的童年很完美，為何會如此迷茫、不自信？這跟我學過的知識背道而馳。

　　但相處一段時間后，我開始相信他們并無粉飾或曲解。他們真的擁有關愛備至的父母，給他們“發(fā)現(xiàn)自己”的自由，鼓勵他們想做什么都行，接送他們上學放學，陪他們做作業(yè)，當他們在學校受欺凌或孤立時出手相助，在他們?yōu)閿?shù)學發(fā)愁時及時請家教，看到他們對吉他表現(xiàn)出一絲興趣就掏錢讓他們上音樂課（喪失興趣時又允許他們放棄），當他們違規(guī)時跟他們談心，而不是簡單粗暴地懲罰（運用“邏輯后果”來替代懲罰）。一句話，這些父母很“體貼”，投入地引導我的病人們順利通過童年的種種考驗和磨難。作為一個力不從心的媽媽，我常會在聽病人陳述時，暗自奇怪這些偉大的父母是怎么做到這一切的。

　　直到有一天，另一個問題浮現(xiàn)在我腦海：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

　　是啊，我，還有無數(shù)同樣的人，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就是為了今后我們的孩子不至于淪落到心理醫(yī)生的沙發(fā)上，而我正在目睹這種養(yǎng)育手段的血肉后果。為了給孩子提供正確的養(yǎng)育，我們拼盡全力、精疲力竭，而他們長大之后卻坐在我們的辦公室里，訴說他們感覺空虛、迷惑、焦慮。我讀博士時，學院里的臨床焦點在于缺乏父母體貼如何影響孩子，誰都沒有想到問一問，如果父母過度體貼的話，這些孩子又如何呢？

　　過度保護剝奪幸福感

　　在美國，育兒一直是個爭議話題，因為風險太大，而各派學說難有定論。在不同門派之間，一直劍拔弩張：親密育兒派vs嚴格教導派，兒童中心派vs家長中心派，社會風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過，即便在推崇“別過多擁抱你的孩子”的20年代（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約翰～華生在其著名育兒指南里寫道“當你身不由己地想愛撫孩子時，記住母愛是一件危險的工具。”），所有育兒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樣的：將孩子培養(yǎng)為有生產(chǎn)能力的、幸福的成年人。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不過，近年來出現(xiàn)的變化則是：人們對幸福的看法和定義不同了。

　　如今，光是幸福還不夠，你得更幸福。美國夢以及對幸福的追求已經(jīng)從“尋求大致滿足”變異為“你必須任何時候、各個方面都幸福”。“我幸福，”格雷琴·魯賓在暢銷書《幸福工程》中寫道：“但我還應該更幸福。”這種追尋已經(jīng)風靡全美，變成一場舉國運動。

　　那她到底應該幸福到什么程度？魯賓也不確定。聽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況完全一樣：擁有絕佳的父母，“高大、黝黑、英俊”（并富有）的丈夫，兩個健康可愛的孩子，一大幫朋友，在上東區(qū)買了豪宅，耶魯大學法學學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業(yè)……盡管如此，魯賓仍不滿意，“似乎缺了點什么”。為了消解“憂郁、不安、低落和四散的內(nèi)疚”，她開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出行動清單，每周一買3本新雜志，不斷收拾衣櫥。

　　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魯賓承認她仍在掙扎。她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讓自己更不幸福了。”接著她揭示了所謂“成年的奧秘”之一：“幸福并不總讓你感到幸福。”

　　現(xiàn)代社會學研究支持了她的說法。“幸福作為生活的副產(chǎn)品，是很棒的一個東西，”斯沃斯莫爾學院社會學教授巴里·施瓦茲說，“但把幸福作為目標來追求，只會導致災難。”而現(xiàn)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著這個目標，卻適得其反。我和同事由此開始懷疑：會不會是父母在孩子小時過于保護他們，避免讓他們不幸福，才剝奪了他們成年后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病醫(yī)生保羅·波恩說，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在臨床實踐中，波恩發(fā)現(xiàn)很多父母會盡一切可能避免孩子體驗到哪怕一丁點的不適、焦慮或者失望。當孩子長大，面對正常的挫折，就以為事情嚴重出錯了。他說：當學步兒在公園里被石頭絆到，剛剛倒地，還沒來得及哭呢，一些父母就會飛撲過來，抱起孩子，開始安慰。這事實上剝奪了孩子的安全感——不僅在游樂場，而且在生活中。如果你不讓孩子體驗那剎那間的困惑，給她一點時間，讓她明白發(fā)生了什么（“噢，我跌倒了”），讓她先把握跌倒的挫折感，并且試圖自己爬起來，她就不會知道難受是什么感覺，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煩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這些孩子上大學時，會因為最小的麻煩發(fā)短信給父母求救，而不會自己找辦法解決問題。假如，當孩子被石頭絆倒，父母允許她自己恢復一秒鐘，再去安撫她的話，孩子就學習到：“剛才有一秒鐘挺嚇人的，但我現(xiàn)在沒事兒了。如果有不快的事情發(fā)生，我能自己擺平。”波恩說，多數(shù)情況下，孩子會自己應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遠弄不懂這一點，因為他們忙于在孩子不需要保護時過早伸出援手。

　　這讓我回憶起自己當兒子在沙坑里摔倒時一個箭步?jīng)_上前。回憶起兒子四歲時，我一個朋友死于癌癥，我當時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訴他。畢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有次他注意到她戴著頂頭巾，問我她是不是正統(tǒng)派猶太教徒，我膽怯地說“不是，她就是喜歡頭巾”。）我知道他可能會注意到我們不再去探望她了，但我讀過的所有育兒書都說，得知親友的死訊對于孩子來說太可怕了，所以，在不說謊的情況下（我們這些明理的、體貼的家長可不能對孩子撒謊?。抑缓媒o這個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層保護衣，同時知道這層保護衣?lián)醪蛔鹤幽钦勰ト说?ldquo;為什么”。

　　最終，我把真相告訴了兒子。他問了很多問題，但并未因為震驚而昏倒。總之，用波恩的話說，我對兒子的信任讓他更加信任我，并最終更有安全感。通過告知他這件事，我傳達了一個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傷和焦慮，而我會在一旁幫助他度過難關。如果不告訴他，則傳達了另外一種信息：我覺得他處理不了難受。而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隱含的方式向孩子傳達的信息。

　　哈佛大學講師、兒童心理學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體驗痛苦的感覺，就無法發(fā)展“心理上的免疫力”。

　　“這就像身體免疫系統(tǒng)發(fā)育的過程，”他解釋說，“你得讓孩子接觸病原體，不然身體不知如何應對進攻。孩子也需要接觸挫折、失敗和掙扎。我認識這樣的父母：一旦孩子沒有入選棒球隊或者在全校演出里獲得角色，他們就給學校打電話抱怨。還有一個孩子，說他不喜歡跟他一起乘車上學的另外一個孩子，而父母沒有讓孩子學會如何容忍他人，卻干脆親自開車送孩子上學。這些孩子直到青春期都沒有體驗過任何困苦。所謂文明，就是學會適應不夠完美的情況，但父母常常遇到不快即刻出手，為孩子鋪平道路。”

　　洛杉磯臨床心理師溫迪·莫格爾，10年前出版了《放下孩子》一書后，成為美國多所學校的顧問。她告訴我，過去幾年間，大學招生部主任們匯報，現(xiàn)在“茶杯”式新生越來越多———他們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父母出于好意，在其整個童年期替他們消化掉了所有的憂慮，”莫格爾評論說，“結果他們長大后不知如何面對挫折。”

　　無私與自私

　　這也許就是麗齊那樣的病人最終會出現(xiàn)在心理醫(yī)生面前的原因。“即便擁有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父母，你還是會經(jīng)歷不那么開心的時光，”洛杉磯家庭心理師杰夫·布盧姆說，“一個孩子應該體驗正常的焦慮，才會有適應性。如果我們希望孩子長大后更加獨立，就應該每天為他們將來的離開做好準備。”

　　一個莫大的“如果”。布盧姆相信，我們很多人根本舍不得孩子離開，因為我們依賴他們來填補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不錯，我們在孩子身上付出了無數(shù)時間、精力和財富，但那是為了誰？

　　“我們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并認為這是最佳育兒之道，”布盧姆說著嘆了一口氣。我問他為什么嘆氣，他解釋道，“目睹這種現(xiàn)象令人傷感。我曾無數(shù)次告訴家長，他們因為自身的心理問題而在孩子的感受上投入過多關注。如果一個心理醫(yī)生告訴你——你需要在孩子身上少花精力的話，你應該知道問題已經(jīng)很嚴重了！”

　　去年十月，在為《紐約時報雜志》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媽媽瑞內(nèi)·巴徹描述了送女兒去美國東北部上大學后她的空虛感。巴徹本來想從其他身為人母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沒想到人家正忙著給孩子的大學宿舍買冰箱，或者沖回家?guī)椭袑W生孩子關電腦。于是巴徹也不時去女兒宿舍，找各種借口挑剔女兒的寓友，以幫忙搬家為由待上很久，開始她辯解說是為了女兒好，但最終承認：“人家所說的‘直升機父母’就是我這種人。”

　　巴徹這樣的媽媽并不罕見。莫格爾說，每年開學時，父母們賴在校園里不走，大學管理者不得不動用各種招數(shù)“驅趕”新生父母。芝加哥大學在開學典禮結尾時加了一曲風笛演奏——第一曲帶領新生到下一個活動場合，第二曲意在把家長從孩子身邊趕開。佛蒙特大學聘用了“家長驅逐員”，專門負責把緊跟不放的家長擋在門外。很多學校還指定了非正式的“家長接待院長”，專門對付難纏的成年人。近幾年有很多文章探討為什么那么多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拒絕長大，但問題往往不在于孩子拒絕分離和個體化，而在于父母阻撓他們這樣做。

　　“被愛和被時時監(jiān)控之間是有區(qū)別的，”丹·肯德隆說。他承認甚至連他自己都在糾結當中。“我馬上就變成空巢家長了，”他說。“有時我都想把孩子的大學申請表給燒了，這樣我就有人陪伴了。我們的社區(qū)比以前小了——我們成年后幾乎與世隔絕，更多的人離婚——我們真心想與孩子相處更多時光。我們渴望甚至有賴于他們把我們當成知己，而不是僅僅要他們感念我們。我們每天和孩子互發(fā)多條短信，如果錯過了短信就會悵然若失。所以當孩子為小事求我們幫忙時，我們不但不生氣，反而鼓勵他們這樣做。”

　　繁忙的工作加劇了這種現(xiàn)象。“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處20分鐘的話，”肯德隆問，“你是想因為他沒收拾好房間而跟他拌嘴、讓他生氣呢，還是一起玩兒個游戲？我們不再給孩子立規(guī)矩了，因為我們想讓我們的孩子時刻喜歡我們，盡管有時侯讓他們受不了。”

　　肯德隆還觀察到，由于我們比祖輩生的孩子更少，每個孩子都變得更加珍貴。與此同時，我們從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過程中，無私（讓孩子幸福）與自私（讓我們自己高興）界限越來越模糊。

　　“我們希望孩子過著我們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做一個幸福的銀行家，幸福的外科醫(yī)生，”巴里·施瓦茲說，盡管那些職業(yè)“不一定讓人幸福”。至少對于一部分父母來說，如果孩子在沃爾瑪當收銀員，他們不會那么高興，哪怕孩子臉上每天都掛著笑容。“他們高興，但我們不高興。”施瓦茲說，“盡管我們說對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們幸福，我們會竭盡所能幫他們獲得幸福，但父母的幸福該終于何處，孩子的幸福該始于何處，我們并不清楚。”

　　施瓦茲的話令我回憶起和一名夏令營營長的對話。她當時在對我介紹我兒子那個年齡組的活動，當說到籃球、T-ball、足球等時，她飛快地說，“當然都是非競賽性的，我們不鼓勵競賽。”我忍不住笑起來，競賽原來是洪水猛獸啊，孩子們避之惟恐不及。從心理分析的角度看，這是不是家長們化解自己競爭天性的手段呢？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美國人對于蔡美兒的《虎媽戰(zhàn)歌》有那么激烈的反應。蔡的育兒方法在博客和媽媽論壇上廣受攻擊，被認為是虐待，但這并不能阻止該書連續(xù)幾個月高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有些父母可能純粹出于好奇而讀完了它，但蔡的書引起那么大反應，更可能是因為批評者和蔡美兒異曲同工。蔡可能過于執(zhí)著于孩子的成功——不惜以她們的幸福為代價，但很多執(zhí)著于孩子幸福的父母與蔡有著同樣的動力，只是外包裝更加漂亮而已。我們采納的是“魚和熊掌兼得”的態(tài)度：既渴望孩子取得高成就，同時又不要他們付出取得那種成就所必須的犧牲和掙扎。

　　溫迪·莫格爾說，蔡“以極其坦白的方式，承認了很多人在想?yún)s又不肯承認的事情。”在她接觸的家長中，有不少人為了孩子能在家庭作業(yè)上多花時間，連最基本簡單的家務事都不讓孩子做。這些家長到底是太放縱了（不用做家務），還是太狠心了（教導孩子好成績比做一名負責任的家庭成員更重要）？莫格爾和肯德隆同意，無論表面形式如何——偏執(zhí)于快樂還是偏執(zhí)于成就——家長的過分投入都是在制造自戀的一代，這對我們的孩子來說是傷害。